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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众号推送规则变更点击标题下方蓝字 关注+星标 “Political理论志” 不错过社会科学前沿精彩信息哦具体操作如右 →政治精英的选择和行为如何塑造国家能力专题导言国家能力是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所热衷于探讨的经典议题。本期“政志专题”集中译介了近年发表的4篇有关国家能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作品，这些文献的共同点是关注国家能力形成背后的精英基础。不同于早期对国家建设的宏观社会历史过程和结构性机制的关注（如，战争塑造国家），研究者的视野逐步投向在现实中参与国家权力运作的的政党、精英乃至普通民众。这一理论关怀将我们对国家建设的理解逐步拉回到现实性的利益、决策、行为选择和政治互动的场景中，进一步呈现了国家能力发展（和衰败）的多面性。本号特此以专题形式集中译介，以飨读者。内生的国家能力Pavithra Suryanarayan.“Endogenous State Capacity”.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27(2024):223-243.
本文是一篇关于“内生的国家能力”的综述文章，系统回顾了近年来历史政治经济学对国家能力起源的研究进展，挑战了传统宏观结构主义解释，强调政治行为体的策略性选择与动态互动对国家能力发展的核心作用。作者指出，国家能力并非是一个缓慢积累的、稳定的变量，而是一个动态的、可被政治和经济精英战略性操纵的变量。
文章首先解构“战争缔造国家”的经典命题，通过全球比较研究从理论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揭示了其局限性。新的历史政治经济学研究探讨了精英冲突、官僚能力与信息、身份政治等要素对国家能力的塑造。有关精英冲突的研究表明，精英群体间的利益博弈构成能力演化的核心动力。西欧工业化的进程中，精英阶层之间的冲突以及工业化的时间节点影响了财政能力的发展，展现出经济精英之间的部门竞争对国家能力的发展的作用。来自墨西哥、中国、美国和印度的研究将视角转向官僚权力，展示了社会和经济特权如何影响了地方精英在短期内对国家能力投资的考量。此外，印度、中国和美国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亲属关系网络和基于身份的竞争获取公共产品，塑造了精英阶层对国家能力的偏好，进一步解释了精英阶层的抵制行为。以上案例共同表明，国家能力在短期内可以被操控，宏观历史进程并非总是缓慢推进的。
官僚能力的构建为观察国家能力动态发展提供关键视角。作者主要回顾了中国官僚国家发展的研究，表明战略、意识形态与行动者的重要性。研究指出，中国的官僚体系反映出统治者与地方精英的博弈，委托代理问题重塑了国家征税能力。地方精英不断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使自身在遏制农民起义和促进农业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统治者则将官僚体系作为削弱精英抵抗的工具，利用安抚策略，将控制自治要塞的贵族不成比例地招募到官僚体系中，进而增强对地方的征税能力。此外，意识形态也在官僚能力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统治者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有意地削弱了税收能力。信息技术的政治属性在能力建构中较为显著。研究指出税收薄弱且叛乱频发的一个原因在于统治者无法准确掌握其社会的数据，尽管土地登记和人口普查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国家渗透力，但但其实际效力始终受制于精英的策略性操纵。国家的信息收集能力既关系到国家官僚机构的能力，也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紧密程度。最后，新的研究试图理解身份证治如何影响国家能力的发展。历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身份认同既可能阻碍也可能促进制度发展和信息质量，公民的配合程度因族群、宗教而异，导致政府对公民的识别度和征税能力降低，最终降低公共产品的质量。本综述中所讨论的新历史研究表明，许多关于当代国家能力为何依然薄弱的解释，其依据的机制在历史上也曾发挥作用。国家能力并非缓慢积累的存量变量，而是动态的。这些历史发现也反驳了传统理论中国家能力的财政、强制和行政维度总是同步发展的观点。
个人主义政党如何削弱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
Jia Li,Joseph Wright.“How Personalist Parties Undermine State Capacity in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23, Vol. 56(13) 2030-2065
Li 和Wright（2023）探讨了政党类型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期配宝，提出个人主义政党通过削弱官僚体系的公正行政能力进而威胁民主国家的治理能力。
作者将个人主义政党定义为“领导人对政党掌控力超过党内其他高层精英的政党 ”，指出个人主义政党使领导人能够削弱官僚机构公正行政能力的机制在于：通过选拔与领导人命运紧密相连的忠诚精英，个人主义政党的精英利益与领导人利益趋于一致，基于忠诚度的选拔造就的政党精英不太可能从规范上重视非政治化的官僚机构。同时，由于缺乏独立于领导者的组织资源，党派精英集体行动能力较弱，无法阻止领导人破坏官僚机构。作者进一步指出，当个人主义政党领导人控制立法多数时，上述削弱效应会更为突出。此外，作者认为尽管个人主义政党影响下的官僚机构政治化会削弱行政能力，但并未损害财政汲取与领土控制等其他维度的国家能力衡量指标。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采用了1991年至2020年97个民主国家的个人主义政党数据，分析政党个人主义对公正行政能力与领土控制、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作者采用一种线性估计方法，纳入国家固定效应来考虑横截面异质性，并对共同的时间趋势进行调整。同时，作者采用工具变量法（IV-2SLS），将“选举前政党个人主义”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并运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IFE）处理时间效应在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此外，研究还通过核回归验证了立法控制权的调节作用，发现执政党占议会多数时效应更显著。结果表明，个人主义政党显著削弱公正行政能力，但对财政、领土能力无显著影响，支持了国家能力维度的异质性假设。
农村政策与国家能力：泰国卫生部与教育部的差异Nam, I. “The Uneven State: Center and Periphery in Shaping State Capacity in Thailand.” World Politics 76, no. 1 (2024): 38–87.
Nam这篇文章探讨了泰国在向农村地区提供公共服务时表现出的国家能力不均衡现象，通过比较泰国卫生部（moph）和教育部（moe）在过去二十五年间的政策表现，揭示了这种不均衡的根源及其对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的深远影响。泰国卫生部在农村地区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功，如20世纪70年代的家庭计划运动、90年代对艾滋病的应对以及2002年的全民健康覆盖计划，这些政策有效改善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相比之下，教育部虽然在农村地区建设了更多学校并提高了中学入学率，但在提供高质量教育方面表现不佳，导致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不佳，功能性文盲率居高不下。
这种不均衡的能力可以追溯到两个机构对农村政策重要性的不同认知。具体而言，卫生部的中央办公室认为农村政策对实现国家目标至关重要，因此发展了鼓励地方官员投资服务农村需求的规范。而教育部则认为农村政策对实现关键国家目标的紧迫性较低，因此产生了相反的结果。文章认为，一个机构如何从战略上考虑农村部门会影响其在边缘地区的投资决策，这对国家能力和城乡差距都有持久的影响。
文章通过历史分析指出，泰国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农村地区的重要性随着安全和经济挑战的变化而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面对共产主义叛乱的威胁，泰国政府开始重视农村公共健康，将其视为实现平衡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工具。这种对农村政策的重视促使卫生部发展出更具创业精神的官僚文化，地方官员被赋予更多自主权，能够根据农村地区的实际需求制定和实施政策。相比之下，教育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教育政策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教育被视为次要的，主要目的是传播泰国文化和国家认同，而不是提供现代技能教育。这种政策导向导致了教育部的官僚体系僵化，缺乏对农村教育实际需求的了解和兴趣。
文章还比较了泰国和日本的案例，进一步说明了农村政策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和健康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对于培养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和提高国家的军事能力至关重要。因此，日本的教育和卫生部门都发展出了强大的官僚体系，能够有效地将政策实施到农村地区。这种对农村政策的重视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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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卫生部和教育部基础设施比较图
国家能力、政治竞争如何影响公共物品供给
Shen, J. “State capacity,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8, no. 2 (2023): 620–636.
Shen此文探讨了国家能力、政治竞争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关系。
首先，文章提出假设，认为政治竞争对公共产品供给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受到国家能力的调节。具体而言，当国家能力较弱时，政治竞争能够显著提升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而当国家能力较强时，政治竞争的影响则不明显。相反，当政治竞争较弱时，国家能力对公共产品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当政治竞争较强时，国家能力的影响则变得不显著。这一发现表明，国家能力和政治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公共产品供给具有重要影响。
接着，在实证分析中，本文使用2013年165个国家的数据来评估国家能力、政治竞争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关系。独立变量为政治竞争和国家能力，因变量为公共产品供给，使用联合国发布的婴儿死亡率（0岁组）作为衡量指标；控制变量包括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和地区差异；并通过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政治竞争和国家能力的交互项对公共产品供给有显著影响，验证了上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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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模型下国家能力和政治竞争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图。模型1仅包括基本变量，模型2增加了人口和GDP等控制变量，模型3进一步考虑了地区和交互项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竞争和国家能力的交互项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影响公共产品供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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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力变化下政治竞争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效应（左）以及政治竞争变化下国家能力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效应（右）。图中实线表示基于模型3的局部线性回归结果，灰色区域表示95%置信区间。此外，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的教育指数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替代指标进行重新估计，结果依然支持主要发现。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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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育指数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替代指标时，国家能力/政治竞争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效应。然后，在案例分析部分，文章通过对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老挝四个国家的比较，进一步阐释了国家能力和政治竞争如何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日本和新加坡都具有较高的国家能力，但日本的政治竞争更为激烈，而新加坡的政治竞争较弱。尽管如此，两国都提供了高质量的公共产品。马来西亚和老挝则分别代表了高政治竞争与低国家能力、低政治竞争与低国家能力的情况。马来西亚尽管国家能力较弱，但由于政治竞争激烈，公共产品供给表现较好；而老挝由于缺乏强大的国家能力和政治竞争，公共产品供给表现较差。
编译：左舟扬 朱籽荟主审：韩析正 一斤终审：Mono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理论志观点@ Political理论志图片
前沿追踪/理论方法/专家评论ID: ThePoliticalReview“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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