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4年春末,北京上午十点左右】“这些人可真狠,让我老头子天天站岗放哨。”车窗刚过金水桥大圣配资,毛主席半开玩笑地嘟囔了一句。秘书们先是一愣,随即憋不住笑,车厢里气氛一下子松快起来。可主席自己并没笑,他盯着城楼上的那张巨幅画像,眉头依旧微锁。
很多人不知道,他对到处张贴自己画像这事始终兴味寡淡。早在1964年南长街,他就抱怨过路边挂画“晚上还让我值夜班”,司机听完不敢吭声。这种心思并非矫情,而是从建国前就一以贯之——回溯到1949年北平元宵节,才算摸到根子。
那天北平城第一次挂领袖群像。整座古城灯火通明,秧歌、高跷、军乐轮番上阵。北平艺专的学生抬来了九幅九尺高的大画:朱德、叶剑英、……毛主席被放在正中,却并不是唯一主角。群众出于自发的崇敬,把城楼装点得像彩绸一般,谁都没想到这会成为日后固定仪式的雏形。
几个月后,开国大典临近。画家周令钊受命重绘一幅尺寸更大的毛主席像。当天安门脚手架搭起,白昼夜灯不灭。聂荣臻来看现场,指着敞开的领口提醒:“风纪扣要系上。”一句话,让画面端庄不少。9月30日深夜,周令钊还趴在画布上补最后一笔;天亮时,城楼上已经是崭新的面孔。
然而问题很快暴露。年底毛主席访问苏联大圣配资,美媒将他与斯大林照片并排刊登:一边是笔挺元帅制服,一边是土布军装,视觉落差极大。中央新闻摄影局局长萨空心里直犯嘀咕:不能再用旧照撑门面了吧?拍照试了几轮,主席嫌麻烦,干脆搁置。萨空灵机一动——既然拍不成,不如画!

于是陈石林登场。这位修版高手把几十张主席生活照摊在地板上,反复比对,最终选定一张接见全国战斗英雄时的侧身照。放大、裁切、调色、修片,十几张样片一轮轮试印,第一版“标准像”终于问世。1950年起,它在国内外发行超过两千万张,还登上了人民币。有人开玩笑说:“陈石林一支笔,把主席带进千家万户。”

标准像随后更新到第三版,天安门城楼上用的正是1960年完成的那幅。不过新的争议又来了——画面只露一只耳朵,容易让人联想“偏听偏信”。陈石林接到意见,再次动手,终于在1964年画出正面四版。多年后李讷偶遇他,真诚致谢:“这张好,爸爸也说好。”
尽管外界簇拥越盛,毛主席的态度没变。1970年,他抵达人民大会堂北门,抬头见自己画像,脸色立马沉下来:“统统摘!”周总理接到指示,连夜安排更换,第二天入会的干部一片错愕。主席还把挂在北大厅的语录去掉,只留诗词书法,“讨嫌”二字是他原话。

对于动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称呼,他更反感。一次会议上代表刚念到第二个“伟大”,周总理就出声打断:“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堆叠辞藻。”会场瞬间安静,只剩铅笔翻页声。那种克制,比任何豪言都更有分量。
再回到1974年的那辆轿车。毛主席抱怨完,随行医生劝道:“您老人家别多想。”他摆摆手:“没事,我就是嘴碎。”车子慢慢驶过长安街,风把柳絮卷到窗边,他忍不住又抬头望向画像,那张熟悉的面孔在蓝天下显得格外醒目。短短几秒,他忽然低声说:“岁月无情,人总要退场。”旁边警卫没听清,问了一句,主席没再回答,只是轻轻咳嗽了两声。

有人说,这是他最终的寂寥,也是他最后的清醒。三十多年过去,城楼上的画像换了多次,而关于那一声“狠心”,仍旧被老北京茶馆里的说书人当作趣谈。传奇背后,其实不过一句看似玩笑的实话——伟人不愿被神化,他宁肯被风吹,被雨淋,也不想让后人忘记实事求是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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