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海 刘剑桥
随着北京等超大城市步入“资源约束型”发展阶段，城市空间格局由扩张主导逐步转向“存量更新、提质增效”。其中，交通系统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制约城市运行效率与民生品质的核心瓶颈。传统依靠道路拓展与设施新建的“增量思维”日益受限，必须通过城市更新这一系统工程，重塑城市交通的组织逻辑与运行结构。正如世界银行在《城市交通的可持续转型》中指出：“在资源和土地高度稀缺的超大城市中，未来交通治理的关键在于激活存量空间、融合智慧科技与提升综合通达性。”
从扩张到更新：超大城市交通转型的临界点
问题导向：超大城市迈入“提质增效”阶段下的交通转型瓶颈。当前，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超大城市已全面进入“存量更新”与“功能重塑”并重的发展阶段。以通勤出行、城市配送为代表的动态交通与以停车、候车等为代表的静态交通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正日益成为制约城市宜居性与运行效率的突出瓶颈。长期以来，依赖“增量扩张”解决交通问题的逻辑已是资源与空间极限，迫切需要以城市更新为抓手、以系统治理为路径，构建新一代交通基础设施体系。
问题诊断：动态与静态交通的“双向失衡”。随着超大城市迈入“提质增效”的发展阶段，交通问题的复杂性已不再局限于“是否通畅”，而转向“系统是否协调、资源是否高效、结构是否合理”。在存量空间资源趋紧的背景下，北京等城市正面临一系列交通治理的结构性瓶颈，主要体现在五个层面。
一是动态交通：流动中的迟滞与梗阻。通勤高峰期间的严重拥堵与城市配送效率的持续低下，反映出道路空间组织的单一化和交叉口布局的过度密集，导致节点之间通行能力严重失衡。传统以“车速”为核心的道路设计理念，已难以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二是静态交通：停驻中的空间焦虑。停车位紧缺、候车区功能缺失、换乘接驳不畅等问题频发，背后是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需求脱节的结果。静态空间未能实现复合利用，造成城市运行效率“起步难、转乘慢、落点挤”。
三是信号系统：微循环中的秩序紊乱。道路信号灯间距过近、控制逻辑割裂、绿波带缺失，使城市交通呈现出“断续式”节奏。以北京为例，不少主干道信号灯设置间距不足200米，严重违反《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2021），加剧了车辆频繁启停，推高能耗与碳排放仁信，也造成出行效率断崖式下降。
四是运行层面：高能耗的低效率循环。交通系统缺乏统一的智慧调度平台，尚未构建“公交+慢行+停车”一体化运行模式，导致出行成本上升、能耗居高不下、碳排放压力持续加剧，制约着城市绿色转型与碳中和战略的实施路径。
五是政策支撑：碎片化治理下的协调难题。在治理机制上，交通领域长期面临“多规冲突、权责分散”的困境，缺乏跨部门协同机制与实时动态调整能力。技术演进日新月异，但法规与政策制定明显滞后，导致新技术、新模式难以顺利落地。
这一系列交织叠加的问题，构成了城市交通系统“表面流动、内在紊乱”的结构性困局。倘若不从系统设计与治理逻辑上予以重构，城市交通将无法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目标，更难承载创新型都市生态所需的灵活性与韧性。
治理转向：从交通建设转向“功能重构型城市更新”
未来城市治理的关键，在于将“交通问题”纳入“空间治理—功能集成—智慧赋能”框架之中。以“城市更新”作为基础抓手，以交通基础设施的系统重构、功能耦合与运行韧性提升为核心目标，构建“地—空—地”一体化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体系的高密度空间适应型交通新范式。
统筹地下空间：构建复合型交通枢纽节点。在城市更新片区中，以“地下综合体”理念统筹规划停车、换乘、通勤与微物流于一体的复合型交通枢纽，实现地下资源集聚利用，缓解地表空间竞争压力。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应优先考虑智能立体车库与地下通达系统的同步建设，提升交通系统的空间承载力与功能耦合性。例如，东京在“品川城市更新计划”中，通过地下空间再造，新增近3000个智能停车位与地铁连接环廊，显著改善了周边区域的交通流与通勤效率。
推行TOD模式，构建轨道生活圈。以轨道交通节点为核心，推进高密度、混合功能的复合开发模式，构建“居—业—商—行”一体化的轨道生活圈，缩短通勤半径，降低小汽车依赖，推动城市出行结构向公共交通主导型转型。
美国城市研究院指出，TOD模式可在高密度区域内减少私家车出行比例约30%，并带动周边地价与产业集聚。
信号灯设置的结构性治理：破解微循环堵。信号灯设置应依据交通流量、道路等级、事故频率等科学指标制定标准。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2021），城市主干道信号灯间距宜不小于200米。优化策略包括：取消冗余灯控路口，采用智能感应与分时控制；引入“绿波带”控制策略，提高干线道路平均车速；在高密度车流区域引入多点联控系统，同步调节红绿灯时序，实现全域动态优化。
法治导向的交通治理机制重塑。城市交通更新不仅是空间和技术的重构，更需依托法治化治理体系，提升运行秩序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借鉴日本东京“麻花式”交通汇入模式经验，其在车辆匝道汇入主干道过程中，设有错位交替的汇入道与严密信号引导，有效降低车辆并线冲突与交通事故率。
此外，对“开车接打电话、玩手机”等扰乱交通秩序的行为，应在制度层面予以严肃惩处。研究表明，在东京等大城市中，引入移动终端干预识别与信用惩戒机制，有效降低了因驾驶注意力分散导致的交通事故发生率。
优化道路出口结构与微循环设计。提升主干路通达性与交通疏解效率，应重点优化出口段与交汇点结构。具体策略包括：将单向出口改造为双向出口，打通瓶颈；出口段300米范围内取消信号灯设置，改用AI交通引导系统；通过局部立交与下穿通道设计，实现主辅分流。
迈向智慧韧性城市的交通治理范式转型
面对资源约束、碳中和压力与城市空间有限性，未来城市交通必须从“建设导向”转向“系统治理导向”。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物理重构，而是治理体系、技术路径与空间逻辑的全面重塑。通过构建地下—地面—空中一体化系统，引导智慧交通与法治治理协同演进，才能实现城市交通系统的高效、安全、可持续转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韧性城市”新范式。
（刘国海系北京城市学院高级工程师，民建北京市经济委委员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理事仁信，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刘剑桥系北京新东方前途出国留学服务有限公司财务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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